对金钱的态度

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看得十分淡泊。他回国以后，把他所得到的大笔稿酬和科学奖金统统捐了出去。

1958年，他在美国所著《工程控制论》翻译成中文出版，稿费是11500元，这一万多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他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，给学生购买教学设备。

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。2001年他又获香港霍英东基金会颁发的“霍英东杰出奖”，奖金也是100万港元。钱老把这两笔钱捐给了“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”。即使在平时，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，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对方，说：“我的工资比你多，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！”

对地位的态度

钱学森一生曾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、副院长，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，国防科委副主任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，直到中国科协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，但钱学森本人却说，要不是工作需要，他什么官也不愿当。

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，先任院长，后任副院长，因为担任院长有许多行政事务要处理，而这并非他的所长，于是，他向领导提出，辞去院长职务。

周恩来、聂荣臻接到钱学森的辞职报告后，果断决定，配备强有力的行政领导，把钱学森从这些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，让他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。从此，钱学森只任副职，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。他考虑的是国家的事业，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，降低什么待遇。

钱学森曾担任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。大家不知道的是，他出任科协主席可谓经历曲折。原因是大家一致推举他为主席，但钱学森本人坚决不同意。后经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，他才勉强担任了一届主席。

即使像全国政协副主席这种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的职务，他多次主动请求才辞去的。与地位相关的是待遇问题，比如配车、住房等问题。钱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，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给他换房或盖新房，均被他谢绝。理由是：“我的住房条件与和我同船归国的人相比已经好多了，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”。所以，一直到去世，钱老住的仍是60年代的老房子。

对荣誉的态度

钱学森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，也严词谢绝过一些很高的国内外荣誉。这里只说他被授予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荣誉称号的事。1991年，钱老满80岁，正好这一年第三届中国科协要换届，从此，钱学森将要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。为了表彰他这一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，中央酝酿授予他荣誉称号。但钱学森对整个酝酿过程一无所知，授奖仪式10月16日举行。

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有关人员才在10月10日这一天向他报告。对于这么高的荣誉，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淡定，他在授奖仪式上甚至说自己并不激动。授奖仪式之后，新闻媒体上出现了宣传钱学森、学习钱学森的高潮，一些著名科学家，比如钱三强、王大珩、张维等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学习钱学森的体会，航天部、科协、科工委等单位也作出向他学习的决议。在这几天，我也为此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天上午，钱老看我还在忙着接电话，答复媒体的问题，于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。第一句就是：“你怎么还在忙啊？我们办任何事，都应该有个度。这件事（指对他的宣传报道）也要适可而止。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，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，不同声音？”我立即回答说：“钱老，既然您说到这里，我如实向您报告：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。有人说，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？”

钱老听后并不认为这是怪话，他说：“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。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。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，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，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。问题是在今天，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，所以我得十分谨慎。在今天的科技界，有比我年长的，有和我同辈的，更多的，则是比我年轻的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贡献。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，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，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，那就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。所以，我对你说要适可而止，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，而是要下决心煞住。请你立即给那些报纸杂志打电话，叫他们从明天起，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”。于是我回到办公室，立即照办。《光明日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等报刊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，明天不再见报了。

（摘编自《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》2013年第6期 涂元季/文）